佛教对中国传统丧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。

首先，佛教宣扬的“轮回转世”观念强烈冲击了中国传统灵魂观念。“轮回”说认为，人死是必然的，但灵魂不灭。人死后不灭的灵魂，将在天、人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中轮回，而来生的形象与命运则是由“善恶报应”的原则支配，“此生行善，来生受报”，“此生作恶，来生必受殃”。这种“轮回转世”的人生观对相信祖先灵魂永存阴间，能祸福子孙的传统汉文化产生了重大冲击，很大程度修正了我国传统的灵魂观念，使建立在“灵魂不灭”和“孝道至上”的传统儒家丧葬礼仪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丧葬观念和丧葬方式。佛教主张薄葬，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和深人民心，佛教倡导的薄葬开始融入中国丧葬文化之中，并成为中国民间丧葬习俗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其次，佛教倡导火葬，这一全新的丧葬形式对儒家崇奉的厚葬习俗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。东汉末，随着佛教的传人，我国逐渐出现火葬。唐末，火葬进一步发展,《高僧传》记载了许多中外僧徒焚身之事，有的未死自焚，有的死后再焚化火葬。到宋代火葬已蔚然成风。宋人王博在其《东都事略》卷三中记载，宋初建隆三年(962)，宋太祖赵匡胤曾诏曰:“近代以来，遵用夷法，率多火葬。”宋代胡寅在其《斐然集·悼亡别记》中曾评说:“自佛法入中国，以死生转化，恐动世俗千余年间，特立不惑者，不过数人而已。”宋代理学家朱熹在《朱子文集》卷一十四《跋向伯元遗戒》也曾说过:“自佛法入中国，上自朝廷。下达闾巷，治丧礼者，一用其法。”佛教“茶毗火葬法”在宋代大为流行。这不仅在中原，而且在边陲和南方地区也盛行起来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南宋川、江、浙、闽、湘、鄂、赣等地火葬成习。以后元、明、清时代，佛教倡导的火葬仍沿袭发展。

再次，佛教僧侣直接参与民间的丧葬活动。佛教传入后，结合中国人原有的一些信仰，向中国人灌输了许多观念，如佛祖、菩萨、罗汉、天王、阎罗王。观世音、恶魔、夜叉、罗刹、饿鬼等，还有六道轮回、因果报应等。这样，中国人的来世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尽管佛教不主张厚葬而实行火葬，但是宗教观念依然深人中国人的心灵深处，使封建迷信继续泛滥。在丧葬中，诵佛念经、祈祷、设坛作斋、超度亡灵等迷信逐渐兴起，使佛教进一步世俗化、中国化，到处弥漫着神秘的迷雾，烧钱超度等宗教迷信活动几乎普及每个家庭。在丧葬上，最为直接的表现即是佛教僧侣直接参与丧葬活动。这种现象经南北朝和隋唐的发展，到宋代已十分普及。上至皇帝，下至百姓，在丧葬之时，都请佛教僧侣诵经礼忏，设坛作斋，为死者超度亡魂。据《宋会要·礼》记载，1022宗赵死，仁宗赵曾为其丧葬下诏:每隔七日在观音启圣院和开宝寺塔设一斋会，中书和枢密院需前往烧香，为真宗超度亡魂。1079 年，仁宗皇后曹氏发丧，当朝皇帝宋神宗赵顼下诏:召千余僧侣，穿袈裟，设斋坛，诵《金刚经》，为慈圣太后曹氏超度亡灵，祈求幸福。1127 年，金兵南下

攻陷汴京城，宋徽宗、宋钦宗、后妃、公主、宗党、大臣约三千人被俘。宋徽宗被俘八年后病死在五国城越里吉(今黑龙江依兰县境)。宋高宗赵构闻讯宋徽宗、宁德皇后之死后，诏令全国各路州县寺庙建道场七昼夜，让僧侣设坛诵经;又下令平江各佛寺选派僧侣三十五人做佛事，为徽宗和宁德皇后超度亡魂。

国葬如此，民间更是普及。家人死后，一般都请僧侣念经，有的士庶之家在发丧之日还专门请僧侣威仪前引开道。民间还盛行“做七”，死后每七日供奉斋食一次，有的甚至请僧人诵经礼忏，共计四十九天，为死者超度亡灵。至宋代，民间丧事请僧侣诵经设斋、超度亡灵已成惯例，形成习俗，成为中国丧葬习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这一习俗遍及全国，一直流传至今。今天，西藏川西高原的喇嘛一般都为死者诵经，为发丧送葬做“佛事”。

最后，佛教对中国丧葬影响还表现在我国丧葬中出现了大量佛教文化因素。随着佛教的传入和普及，汉末始，带有佛教观念内容的物质文化也开始在我国丧葬中出现。早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佛造像就开始出现于墓中，如 1956 年出土的武昌市莲溪寺一座砖墓中的鎏金铜造佛像，年代为三国时吴景帝永安五年(262);出土于辽宁北栗将军山石椁墓中的铜坐佛，年代为十六国时北燕太平年间;还有大量出土的魏晋时期的陶瓷谷仓罐上的佛像等。山西大同北魏文明太后的永周陵，将墓地和佛寺相结合。此外，汉末至明清墓葬雕刻、墓体墓砖中出现的莲花、飞天以及佛经故事等，都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。任何一个时代的物质文化都是该时代人们智慧和情感的结晶，从文化的物质形态身上，可以折射一个时代人们的信仰、观念和审美取向。从汉末以来墓葬中出现的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物质文化，可以感悟到佛教的观念、信仰已深深渗入到我国的丧葬文化之中。